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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雋: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正確的

時間:2021-11-05 00:46:14   來源:紅色文化網   作者:    點擊:

侯雋: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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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繼紅發來書稿《大地之子》,讓我為該書作序,我沒有理由推辭,因為出書這事是我提議的,盡管自己沒做什么具體工作,但有王繼紅和各位作者挺身而出,主動采編、組稿,歷時兩年多,這本書即將和大家見面了。雖說寫書這事因我而起,可輪到寫序言,我還真有點犯難,因為擺在我面前的這本書不是當初我想得那么簡單,該書多角度、多側面、立體化的展現了老知青的精神風貌,涉足的領域比較寬泛,令我不知從何下筆。我想還是簡單點,就以自己的回憶和感受代序吧!

我記得那是2014年國慶剛過,一些知青代表聚集山西毛家山共話知青圓夢,郝廣杰和程煒分別介紹了自己是如何回農村扶貧創業的,葛元仁也介紹了孫奎連和宋新華的事跡,并且說像他們這種關心“三農”問題的知青還很多。不怕大家笑話,我在到會前還想給年老多病的郝廣杰大哥潑冷水呢,當知道他早已帶著戶籍、黨籍關系重上毛家山,決心“鞠躬盡瘁干到死,獻身‘三農’不停步”,我二話沒說,只有感動的份兒了。就在那次座談會上,我提出挖掘老知青返回第二故鄉再創業的感人故事,編輯成書,以激勵世人關心“三農”,這一倡議當即得到大家一致響應,現在回想起來仍令我為之動容。

我想當時大家所以響應我的提議,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都是“知青”。是知青,當然關注農村,因為農村的廣闊天地里烙印著我們青春的足跡;是知青,當然關心農業,因為在農業的發展進程中浸透了我們奮斗的汗水;是知青,當然關愛農民,因為在那艱難困苦的歲月里我們與當地農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使我們對第二故鄉充滿眷戀,對父老鄉親愛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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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之所以受感動并提議出書,也因為我是老知青。我高中畢業恰逢我國還處于困難時期的1962年,由于國家糧食緊缺,黨中央號召全黨“大辦農業,大辦糧食”,于是我放棄高考,立志做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新型農民,決心用自己的知識、智慧和勤勞,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去生產更多糧食支援國家建設。上個世紀50年代的回鄉知青徐建春、邢燕子,下鄉知青王培珍,都是我當年學習的好榜樣。

說來也巧,我們國家剛好從1962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上山。這里我說“下鄉上山”不是筆誤,當時就是稱為“下鄉上山”的,后來以上山為主了,從1967年才統稱為“上山下鄉”了。起初安置下鄉青年是以國營農、林、牧、漁場為主,從1963年調整安置方向,開始轉向以插隊為主。因為我比大批下鄉插隊知青先到一步,得到了周總理的肯定,說我是“自動下鄉的一個好典型”,并讓演員作家黃宗英寫文章報道,于是黃宗英的一篇報告文學《特別的姑娘》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使我成為城市知識青年立志建設新農村的榜樣而被聲名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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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現代青年的話形容當年的我,也算是“激揚青春放飛夢想”吧!可當我費盡周折,從北京來到寶坻的竇家橋村插隊落戶,去放飛自己的“新型農民夢”時,我才真正讀懂了什么叫“一貧如洗”,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白手起家”。

轉眼我扎根寶坻55年,其間我的“新型農民夢”一做就是18年。在“第二故鄉”,我加入了共青團,當選為竇家橋大隊團支部副書記,還在1966年1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從1970年開始連任了9年竇家橋大隊黨支部書記。我不知道當年全國有多少知青當過“村官”,該書的主人公中有幾位也是當了“村官”的,當村支書的經歷使我們切身體會到:知青當上村干部確實可以為改變農村“一窮二白”的面貌發揮更大作用。自我當上黨支部書記后,我們村又有三名知青陸續進入支部班子。我們齊心協力帶動社員群眾響應毛澤東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和“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學習雷鋒愛國家、愛集體的社會主義思想,發揚大寨人艱苦創業的精神,以“困難面前有我們,我們面前沒困難”的氣概,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老天連旱3年,我們大干3年,把全村1700多畝鹽堿地都改造成高標準園田,并實行了科學種田。從此,竇家橋不僅糧食平均單產告別了不足100公斤的低產時代,結束了吃國家返銷糧的歷史,而且徹底扭轉了糧食產量多年徘徊的局面,實現了連年大幅度遞增。到1974年,全村糧食平均單產超過500公斤,當年向國家交售余糧15萬公斤。到1976年,我們全年交售的愛國糧就達到了21.5萬公斤。與此同時,村里的工副業有了較大發展,文化活動也搞得紅紅火火,竇家橋村終于成了遠近聞名的富裕村、先進村。盡管現在看那點成績微不足道,但在當時的確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帶動作用??吹阶约?ldquo;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理想真的變成現實,感到無比欣慰。更令人欣慰的是,我們也從艱苦創業的實踐中,為國分憂的行動中,培養了堅韌不拔、吃苦耐勞的意志和愛國為民、甘于奉獻的精神,而且收獲的這筆寶貴精神財富讓我們受用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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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說,對于“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道理,我們當年知青理解最深,因為沒有全村經濟的發展,就沒有我們個人的發展,沒有全村人的共同富裕,就沒有我們個人的脫貧致富。我想,正是因為知青曾經是生活在最底層的貧苦農民,所以最能體恤人民疾苦,更受不了第二故鄉依舊落后、父老鄉親依然貧困,可以說“三農”早已成為一代知青的終生牽掛??纯础洞蟮刂印芬粫械南盗腥宋锇?,他們有的早已功成名就,卻放棄一切,義無反顧重返第二故鄉艱苦創業;他們有的年事已高,卻舍棄了舒適的城市生活和美好的天倫之樂,再次上山下鄉扎根奮斗;他們有的原本生活無憂,卻為幫助鄉親變得日子拮據,仍無怨無悔;他們有的自己并不富裕,卻省吃儉用捐資助學、扶危濟困……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的影子,為“使別人過得更美好”、為對社會有貢獻,他們清苦著、拼搏著,快樂著、幸福著,他們將崇高寫入人生,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了最好的詮釋。盡管對比他們的高尚行為我自愧不如,但“知青”這個共同的名稱、相似的經歷和一樣的情結,使我完全能夠理解他們的情懷,也無比敬佩他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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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書中人物的事跡和自己的點滴體會,我歸納了如下三點啟示與讀者分享:

第一,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們黨歷來倡導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這是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途徑,具有光明的前途。我國知識青年正是在農村極度貧困與落后的時候上山下鄉,和廣大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并肩戰斗、抱團取暖,才真正了解了國情、理解了生活、錘煉了意志,培育了熱愛勞動、熱愛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這筆寶貴的歷練財富使不少當年知青成為共和國的棟梁之才及各條戰線的中堅力量,也使更多當年知青為共和國的繁榮富強,平凡勞作,默默奉獻?;仡櫼酝?,我們能健康成長,能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正因為堅持了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正確方向;展望未來,要想不忘初心,永遠堅持人民立場,還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正確道路。

第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探索是有價值的。今天的我們,面對歷史逝去的背影都能評頭品足地議論幾句,但每一歷史事件的出現,唯有從它的來龍去脈上深加探究,唯有把它置于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得出的結論才會是客觀的、公允的。時至今日,知識青年需要就業、新農村建設需要人才、青年人成長需要鍛煉,仍是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所以當年黨和國家領導人,試圖通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條途徑,將三個難題結合起來解決的探索,應該說是有必要,有價值的,雖然探索中難免會走彎路,要擔風險??v觀歷史長河,每個階段總要有人為國家利益,為民族大義做出貢獻甚至犧牲,相比之下我們的一點付出不值一提。我為自己無意中投身于國家的探索之路,感到光榮、自豪,無怨無悔,覺得受再多的磨難也值得!

第三,知識青年的主流群體是健康向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那段特殊而平凡的歷史留下的情結和烙印,將“知青”鍛造成了一個不同于前輩又區別于后人的特殊群體。無論歷史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決策怎樣評價,廣大知青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以自己的青春、熱血和忠誠為國分憂,為緩解城市就業的壓力,為貧困鄉村、邊遠地區的建設和發展,為鞏固祖國邊疆所做出的貢獻與犧牲,是不可磨滅的;廣大知青在艱苦的環境里奮斗,在長期的坎坷中抗爭,經受了脫胎換骨的磨練,鑄成了堅忍不拔的意志,造就了樂觀向上的品格,培養了勇于負責、甘于奉獻的精神,積累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也是值得尊重和傳承的。盡管當年知青隨著時代變遷,各自的身份、地位,乃至生活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那份憂國憂民的忠誠始終不曾改變,因為大家心底呼喚著一個共同的聲音,那就是“一切為了祖國”!那是一顆從小就在心田里萌發的愛國主義種子,它讓我們始終把祖國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如今當年知青都已年過花甲甚至古稀,但為國家繁榮富強獻身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依然難以釋懷,為此絕大多數老知青仍在發揮夕陽正能量,凝情聚力做著利好社會的各種事情。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作為社會的有益資源,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主流群體是值得黨和人民信賴的健康向上的群體。

感謝書中人物表現的崇高精神,他們懷大愛做小事,寓偉大于平凡,以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一個個生動的故事,真實記錄了老知青的責任、奉獻與擔當,充分彰顯了老知青的民本情懷和愛國精神。特別是那些心系“三農”返鄉創業的勇者,他們是極其高尚的人,他們以知青情,圓中國夢的義舉,不僅激勵老知青,也會啟迪后來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知青一代的青春夙愿,更是現代青年的責任擔當。當年的我們因條件所限,懷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想卻只是解決了溫飽問題,而如今是在建設全面小康的美麗鄉村,是要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是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偉大事業,我衷心向仍在征程的知青朋友致敬!

最后,還要感謝作者編者付出的辛勤勞動,感謝他們為社會奉獻了這樣一本好書。

注:

侯雋:女,1943年3月出生,北京人,1962年7月高中畢業后自愿下鄉插隊,是全國先進知青和著名勞動模范、黨的“十大”代表和四屆人大常委,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接見。曾任大隊黨支部書記、中共寶坻縣委副書記、河北省婦聯副主任、共青團天津市委書記、國務院知青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等職。1980年脫產,歷任天津市寶坻縣人大副主任、副縣長、縣(區)政協主席。本文系作者為人民日報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大地之子》一書所寫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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