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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與柏楊:知識分子的差距甚于人與狗的差距

時間:2021-11-19 00:03:15   來源:子夜吶喊   作者:    點擊:

方志敏與柏楊:知識分子的差距甚于人與狗的差距

 午

  昨晚看到一則消息:

  張香華女士此舉還算深明大義,但這絲毫不能減少筆者對柏楊的鄙視與厭惡。

  筆者對柏楊的評價如文題所言,他雖是被蔣氏父子關了近十年,但觀其終身的言行,也不過是蔣氏父子的忠實走狗而已。

  拿方志敏與柏楊相提并論,當然是侮辱了方志敏;而為了說清楚柏楊的問題究竟在哪里,筆者又不得不作這樣的對比。

  方志敏同志不僅是一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同時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知識分子,有著極高的文學造詣。

  方志敏22歲就已經是《新江西》季刊的主要撰稿人,其后更是有豐富的辦報和宣傳工作經歷;24歲創作的白話小說《謀事》與魯迅、郁達夫、葉圣陶等著名作家作品一起入選上海小說研究所編印的小說《年鑒》;1930年1月,他創作了革命新劇《年關斗爭》,并在貴溪親自登臺演出;1935年不幸被捕,他又在獄中創作了《清貧》、《可愛的中國》、《獄中紀實》等文學作品。

  在《可愛的中國》里,方志敏同志飽含深情地寫道:

  朋友!中國是生育我們的母親。你們覺得這位母親可愛嗎?我想你們是和我一樣的見解,都覺得這位母親是蠻可愛蠻可愛的。以言氣候,中國處于溫帶,不十分熱,也不十分冷,好像我們母親的體溫,不高不低,最適宜于孩兒們的偎依……咳!母親!美麗的母親,可愛的母親,只因你受著人家的壓榨和剝削,弄成貧窮已極;不但不能買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把你自己裝飾起來;甚至不能買塊香皂將你全身洗擦洗擦,以致現出怪難看的一種憔悴襤褸和污穢不潔的形容來!

  中國真是無力自救嗎?我絕不是那樣想的,我認為中國是有自救的力量的。中國民族,不是表示過它的斗爭力量之不可侮嗎?彌漫全國的“五卅”運動,是著實的教訓了帝國主義,中國人也是人,不是豬和狗,不是可以隨便屠殺的。

  朋友,雖然在我們之中,有漢奸,有傀儡,有賣國賊,他們認仇作父,為虎作倀;但他們那班可恥的人,終竟是少數,他們已經受到國人的抨擊和唾棄,而漸趨于可鄙的結局。大多數的中國人,有良心有民族熱情的中國人,仍然是熱心愛護自己的國家的?,F在不是有成千成萬的人在那里決死戰斗嗎?他們決不讓中國被帝國主義所滅亡,決不讓自己和子孫們做亡國奴。

  同樣是進了國民黨的監獄,方志敏同志最終犧牲在了獄中,并寫下了文辭優美、對祖國和人民飽含深情的《可愛的中國》;柏楊在獄中完成了從囚犯到獄卒的身份轉換并最終被放了出來,出獄后卻以上帝和判官的視角寫出了言語猙獰、對全體中國人充滿鄙夷和貶低、對殖民者的文明頂禮膜拜的《丑陋的中國人》。

  柏楊在80年代的爆紅,全是因為《丑陋的中國人》;而小小的海島的千萬人,還不足以讓柏楊“爆紅”;《丑陋的中國人》80年代在大陸的走俏以及被知識精英的競相吹捧,才最終促成了柏楊的被“封神”。

  這不僅僅是柏楊個人的問題,而是80年代非毛化和告別革命的大時代的悲哀。

  柏楊1984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的演講錄音后來被他整理成了《丑陋的中國人》一書,在演講中他說道:

  由這樣的內容,我們其實不難想象,寫出《丑陋的中國人》的柏楊,不僅為仇視社會主義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對派所需要,也為80年代大陸那些仇恨毛主席的叛徒和知識精英所需要——這是他們要聯合起來給柏楊封神的真正原因。

  筆者在中學時代也曾為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撫掌擊節、大為贊嘆;后來上了大學才有了初步的哲學思辨能力,又曾到工廠與農村做些社會調查,進而再整理從兒時起的社會記憶,就愈發覺得柏楊之片面與極端。

  筆者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經回顧過家鄉的農民在80年代還殘存的協作與集體主義精神以及這樣的精神在90年代后的徹底消亡,回顧過社會風氣從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后來的一步步變化,絕非全部時間以及全體中國人都如柏楊所謂的“窩里斗”狀態。

  “窩里斗”固然已經是普遍現象,但是看不到這樣的歷史變化過程,自然也就搞不清楚“窩里斗”產生的真正根源。正因如此,柏楊擺出了一副“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架勢,實際上卻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一位知乎網友對柏楊的“編排”還是很犀利的:

  “自私”、“冷漠”并非有著幾千年歷史的中國“特產”,實在是一切私有制社會的共同特征。

  然而,柏楊卻說:

  各位在美國更容易體會到這一點: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出賣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也是中國人;凡是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

  在這里,柏楊扯了一個彌天大謊,將近代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壓迫、欺凌、侮辱中國人的滔天罪惡一筆勾銷;用三個“凡是”,把中國人深重的災難的原因一歸結為中國人自己欺負自己。不許“說西方的財富是搶來的”,還說這樣講是“嫉妒”。

  而李敖對《丑陋的中國人》一書的批判更是指出了關鍵,“所謂丑陋的中國人只是一種刻板印象而已,柏楊將一部分中國人的丑陋加諸于所有中國人之上,是懦夫的行為”。

  柏楊講過一個浙江的青年,因為抗日活動犧牲了,而他的同鄉中的一個“正人君子”(柏楊賜予的封號)說這個青年“這個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場。”,然后柏楊就開始嘲諷:

  這正是一種冷漠,一種殘忍。在醬缸文化中,只有富貴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獵取富貴功名的行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間靈性,消失罄盡,是非標準,顛之倒之,人與獸的區別,微乎其微。惟一只貫天日的,只剩下勢利眼。

  在柏楊的口中,“正人君子”搖身一變成了全體“中國人”了,可是這個抗日青年難道不是中國人嗎?柏楊自己呢?

  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看起來是“振聾發聵、正義凜然”,實則是“傲慢與諂媚”并存,對比自己地位低的廣大中國人民高高在上地指手畫腳、當教父;對欺負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極盡諂媚之能。

  李敖將柏楊稱作國民黨的“文學侍從之臣”,這個評價大抵是準確的。

  柏楊在回憶錄中說,西安事變發生時,得知蔣中正被扣押,自己感到心痛如絞,覺得天地就要崩塌,中國就要亡了。

  “我的內心一直是11歲的我,我整天為國家擔心,為領袖擔心,我們把國家愛入骨髓,我們不辜負國家,我們把領袖愛入骨髓,我們愿意為他死。”

  1941年,日寇飛機襲擊重慶,已經是中央訓練團學員的柏楊在較場口的防空洞中第一次見到了蔣介石,柏楊將此視作自己的榮耀的經歷,他回憶,“我仔細地觀察領袖,發現他鎮定如恒……”

  可以說,蔣介石在柏楊心目中那可是“如君如父”的地位,甚至“愿意為他死”。

  跟隨蔣介石到了臺灣之后,柏楊就投奔到蔣經國麾下的中國青年反G救國團。柏楊離開國民黨蔣氏父子的原因,一般的說法是柏楊一次與同事聊天,談起對岸軍隊紀律嚴明、不拿人民一針一線,就被發現“偷聽敵臺”進而被抓了起來,卻并未判刑,放出來后,柏楊開始在雜志專欄中撰寫小說和雜文;然而,李敖考證的結果卻是“他離開國民黨核心,不再得寵,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事實如何,不是本文要討論的,至于柏楊也的確主動或被動地換了幾個妻子,其中還有“婚內出軌”的。

  柏楊此時的雜文雖然已經在抨擊蔣氏父子治下的臺灣社會的時弊,但大致也屬于“幫忙”或者“幫閑”的角色,“幫忙”者就是露骨地幫蔣氏父子謾罵大陸,至于“幫閑”,用姚立民《評介向傳統挑戰的柏楊》中的評價就是,“柏楊批評臺灣政治,批評傳統文化是實,但對‘元首’父子則毫無指責侮辱之處”。

  柏楊1968年的入獄,屬實“冤枉”。那時候柏楊是《自立晚報》的特刊作者,稿酬其實已經很高,但還在兼職負責《大力水手》漫畫的編譯出版?!洞罅λ帧仿嬛杏幸徽?,畫的是波比和他的兒子,流浪到一個小島上,父子競選總統,發表演說,在開場稱呼時,波比稱“Fellows”,本應譯作“伙伴們”,偏偏英文不大好的柏楊習慣性地譯成“全國軍民同胞們”,這是蔣介石的發言中常對民眾的稱呼,柏楊說他心中并沒有絲毫惡意,這是信手拈來而已,柏楊很快被冠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而入獄。

  諷刺的是,柏楊被捕之日,還在《自立晚報》發表了響應“蔣夫人的號召”的馬屁之作;入獄前還惦記著利用自己與蔣經國的私人關系幫助當時的妻子倪明華出國,他在給妻子的密件中講“可找李煥先生或逕找蔣主任,哀訴,必可獲助”,“蔣主任是熱情忠厚之人,李煥先生一向對我關愛”,“蔣經國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國,英雄必熱情,當無問題……”;直到被判決前,柏楊依然心存希望,信仰基督的他祈禱有共同信仰的蔣氏父子能釋放他……

  對蔣氏父子忠心耿耿的柏楊當然覺得自己冤枉了,于是便不停地申訴、自辯。李敖曾因柏楊針砭時弊而引為知己,于是為營救柏楊而奔走呼號。

  柏楊在判刑后的答辯書中,有這樣一段:

  《中華日報》自五十六年夏天起就有大力水手漫畫,畫是美國原稿,我只擔任翻譯對話說明……被調查局認為有影射總統及蔣部長的嫌疑,就于三月初捕我偵訊,肯定的認為我是出于惡意,可是我因自幼受學生集中訓練及從事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對總統有一種嬰兒對親長的依戀之情,至于對蔣部長,只舉一件事來做說明,臺灣中部橫貫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當中,有一個蔣部長所住過的“不知名的地方”(后來被命名“日新岡”),我特地定名為“甘棠植愛”,這份欽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對蔣氏父子的諂媚溢于言表。

  失去自由九年半,按理說柏楊該對蔣氏父子心存怨懟??伤鰜碇笥峙跗鹆诵∈Y,他在《柏楊詩抄》的“后記”中寫道“只緣家國邁向新境,另開氣象,昔日種種,已不復再”。這是他后來與李敖交惡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對蔣氏父子的態度和立場完全不同。

  當然,要說柏楊對入獄的經歷沒有怨言那是不可能的,只是他沒有選擇去“報復”蔣氏父子,而是選擇“報復”社會,“報復”全體中國人,于是便有了《丑陋的中國人》一書,他在愛荷華大學的演講也將自己的被冤枉入獄歸咎于“丑陋的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還連帶上大陸一起罵。

  這樣的腦路不可謂不清奇,李敖評價柏楊寫《丑陋的中國人》是“懦夫的行為”,還真是極其恰當——欺軟怕硬,可不就是“懦夫”?

  而說到李敖和柏楊,筆者又想到了臺灣另一個進過國民黨監獄的知識分子陳映真。李敖和柏楊大抵還屬于高高在上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陳映真的眼睛卻早已是向下的,他所時刻關心的是臺灣底層勞動人民的命運。他的作品中濃厚的本土意識和致力于揭示“跨國資本對第三世界經濟文化和心靈的侵略”,他始終不渝地崇拜和學習魯迅“關懷被遺忘的弱勢者”的精神。

  反觀柏楊,他又何曾真正關心過真正的最底層的勞動人民和“弱勢者”,他又何曾真正以平等的人格對待過底層的勞動人民和“弱勢者”。

  這不僅是柏楊與陳映真的本質區別,也是柏楊與方志敏烈士的本質區別。因為這樣的區別,方志敏眼中看到的是“可愛的中國”,他不僅看到了占少數的“漢奸、傀儡、賣國賊”,更看到了堅韌不屈、奮勇反抗四萬萬可愛的勞動人民;而柏楊眼中,只有“丑陋的中國人”……

  “憤世嫉俗”的柏楊,所“憤”的只是自己個人遭遇的被冤枉。

  柏楊是“愛國者”嗎?或許是吧。據說他晚年曾經為了抗議陳水扁而一度絕食。但他所愛的只是蔣氏父子這樣的統治者將柏楊這樣的知識分子階層引為上層階級的“國”,絕非一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在這一點上,80年代的反毛知識精英與柏楊有著共同的趣味。

  今天仍舊不遺余力地吹捧、“造神”柏楊的知識精英,絕大多數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勞動人民已經漸漸醒來,便已不如當初那么容易上當受騙,繼續跟著你們膜拜柏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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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寒江雪 更新時間:2021-11-19 00:03:15 關鍵字:散文雜文  杜鵑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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