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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期余江縣根除血吸蟲病“第一面紅旗”符號的形成與發展

時間:2021-11-16 00:03:19   來源:毛鄧理論研究公眾號   作者:劉玉山    點擊:

新中國成立初期余江縣根除血吸蟲病“第一面紅旗”符號的形成與發展

劉玉山

  余江血防“第一面紅旗”符號的形成與發展告訴我們,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尊重科學規律、實施科學舉措,發揮群眾積極性、主動性,“瘟神”是可以送走的。血防精神也進入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積淀著崇高神圣的初心使命,積蓄著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應從中汲取豐富的營養和力量,激發繼續前進的不竭動力。

  [摘 要]余江縣血吸蟲病防治“第一面紅旗”符號的形成與發展表現在:余江縣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領導下率先根除血吸蟲病,這是必要條件和前提;毛澤東撰寫《送瘟神二首》,余江由此享譽全國,客觀上完成了“議題設置”過程;此后,中央和省級媒體多年來將余江作為血防成功典范進行持續追蹤報道,是為形成階段。經過歲月沉淀,60多年來“第一面紅旗”符號蘊含的血防精神不僅激勵了余江血防工作再接再厲,更鼓舞了全國血防事業的發展。“第一面紅旗”符號代表的血防精神也融入新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所形成的系列精神譜系,并逐漸溢出血防邊界,為當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精神資源。

  [關鍵詞]血吸蟲??;余江;第一面紅旗;符號

  目前學界對血吸蟲病史的研究主要表現為三個向度:一是對新中國成立后血吸蟲病防治史的總體研究和區域研究;二是對血吸蟲病防治精神(以下簡稱“血防精神”)的挖掘;三是聯系不同學科和方向的具體研究,如血吸蟲病與地方社會變遷、民眾動員的作用、血吸蟲病防治(以下簡稱“血防”)目標實現中對病患治療的重要作用、史實考證、實證分析等。值得注意的是,從新中國血防事業的長時段歷史看,涌現出了不少“符號”,比如從符號學的分類看,毛澤東《七律二首·送瘟神》屬于指索符號,即人們可以從符形推斷出有關對象的一些訊息。“第一面紅旗”暗指的“血防精神”、普通老百姓提到余江的第一反應可能就是與根除血吸蟲病有關,這些就屬于典型的象征符號,即人們可以通過符號認知有關事物的某些屬性,比如從紅領巾認知戰士的犧牲精神、大海認知寬廣的胸懷、婚紗認知愛情的神圣等。當然,不管是余江還是紅領巾、大海,其與象征對象之間或許有聯系,也可以沒有聯系,但通過“外在施加勾連”,在時間發酵下就形成了象征意義。這表現在余江縣與“血防精神”之間可謂恰如其分,擔負中間“搭橋”職能的就是新聞媒體多年來對余江血防典型案例挖掘中的“議題設置”。本文在親自實地調研所收集的第一手原始檔案基礎上進行闡釋,以期深化余江縣與“第一面紅旗”“血防精神”等符號之間關系研究。

  一、符號形成的必要條件:1958年余江縣在全國率先根除血吸蟲病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受到血吸蟲病危害的有蘇、滬、浙、閩、贛、皖、湘、鄂、粵、桂、川、滇等12個?。▍^、市)378個縣市,患者約1000萬人,約1億人民受到威脅。在黨中央和毛澤東親自部署下,各地掀起了消滅血吸蟲病的群眾運動。綜觀余江縣能插上全國根除血吸蟲病的“第一面紅旗”,從史料檔案所見,其根本保證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生命力和無比優越性;動力機制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充分發揮人民群眾主觀能動性,艱苦奮斗;實現路徑是深入貫徹黨中央、省市相關部門的有效部署,實現“中央—省市—縣”三級政府通力協作,尊重科學規律、科學施策、科學施治,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

  余江縣位于江西省東北部,其疫區主要分布在一區(弓塘鄉、藍田鄉)、二區(馬崗鄉、國營農場)、七區(西坂鄉、更新農場)和鄧埠鎮等地,有4900人患病,近六萬人受到威脅。國民黨統治時期,政府對老百姓罹患血吸蟲病無能為力,導致大量村莊毀滅,田地荒蕪。余江縣倪桂鄉建頭村流行諺語,“早年建頭是府,如今變成建頭組”。疫情嚴重的藍田坂流行過歌謠:“藍田坂的禾,一畝割一籮,好就兩人扛,不好就一人馱。”“婦女造病害,只見懷胎不生崽;難聽嬰兒哭,十有九戶絕后代。”而國營鄧家埠農場和更新農場,在舊社會里行人早晚都不敢路過,真是“鬼唱歌”的真實寫照。

  關于血吸蟲病肆虐疫區的慘狀,筆者在余江縣血防站檔案室找到了一本發舊的手寫記錄本,是工作人員在1975年10月對疫區各個村莊進行調查的村民敘事,這里僅摘抄數句村民的口述訪談原話,“大多數人死于大肚子病”“整個村子滅絕人煙”“在大肚子病的摧殘下,還沒到解放,整個村子已空無一人”“血吸蟲病的嚴重殘害,村子毀滅,只有2個孤兒”“整個村子的人,大部分死于大肚子病,房倒村滅,僅留2人”“村子在三座大山以及大肚子病的殘害下滅絕了人煙,空無一人”“得大肚子病死去的人很多,到1946年,這個村子已人亡村滅”。從訪談描述來看,造成這種悲慘景象的主因就是“大肚子病”,即血吸蟲病。

  毛澤東和黨中央高度重視血防工作。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血吸蟲病防治九人小組,1955年11月底在上海召開的九人小組第一次會議確立的方針是:加強領導,全面規劃,依靠互助合作,組織中西醫力量,積極進行防治,七年消滅血吸蟲病。具體步驟是“一年準備,四年戰斗,兩年掃尾”。此后,大規模的防治血吸蟲病群眾運動在全國各個疫區開展。1956年1月26日,國務院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談及在12年內要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血吸蟲病赫然在列。2月1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出“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的戰斗號召。周恩來還邀請防治血吸蟲病領先的日本在1956年派出以小宮義孝為首的五位專家組成的代表團,為中國提供防治經驗。國務院1957年4月20日發出《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要求進行積極防治,采取綜合措施和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相結合,是當前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2月中旬,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辦公室專家親臨余江縣進行指導。9月25日,九人小組再次派員來余江進行指導。黨中央的指導對余江血防工作又好又快取得成績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黨中央領導下,江西省相關職能部門將血防工作作為重要的政治任務部署落實。為健全組織,加強領導,1953年4月江西省血吸蟲病防治所遷到余江縣鄧埠鎮,將馬崗鄉作為預防實驗區,摸索防治經驗。5月撰寫的《余江縣洪崖區馬崗鄉血吸蟲病調查工作總結》,對老百姓抱怨政府光調查不發藥等都做了實事求是的記錄。省血吸蟲病防治委員會對于1956年1—6月共治療的13401例病人中,死亡16例的情況,及時下發《江西省血吸蟲病防治委員會關于治療病患貫徹安全教育的通知》,嚴肅指出:“安全第一為治療原則……防止不應有的死亡,降低死亡率。”在治療費用方面,采取收費、減收、免收和緩繳等辦法,而且患者在醫院自身的伙食費還可以貸款。省血防所1953年還為全省疫區51人進行為期3個月的基層醫護人員培訓,積極培養血防人才。

  江西省衛生廳隨時根據血防戰疫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及時讓中醫參與進來,積極推廣各地試驗的有效方劑,如半邊蓮、烏桕根皮、鐵礬丸、龍虎草及本省的九轉靈丹、絳凡丸、甘露消毒等。省衛生廳還親自抽調省內各醫院醫務人員于1956年3月5日出發支援余江縣鄧家埠疫區工作,為期3個月。1957年10月,省里又派了三人中醫組支援余江血防,在省專家的建議下,采取了中西醫雙軌診斷,效果良好。省級職能部門的指導為余江血防治理撥正了航向。

  在充分落實中央、省市精神的基礎上,余江縣委最大化發揮主動性、創造性,主要采取了如下五方面措施。

  一是組織機構、制定合理規劃。1954年9月,余江縣成立血吸蟲病防治委員會。1955年底黨中央發出限期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以后,1955年12月12日,余江縣成立了以縣委書記李俊九為領導的血防五人小組,成為全縣防治工作最高領導機構。1956年1月17日,余江縣設立縣血防辦公室,制訂了“半年準備,一年戰斗,半年掃尾,兩年消滅血吸蟲病”規劃,即1956年基本消滅,1957年掃尾。每月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一次,每半月向縣委書記匯報一次工作,把防治工作列入縣黨委重要議事日程。區、鄉、社也分別成立防治血吸蟲病三人小組,逐級指定專人負責。

  二是加強形式多樣的宣傳。宣傳的方式有開群眾會,播放幻燈片,個別訪問,設計漫畫、標語,排演戲劇,出版夜光報,成立腰鼓隊、秧歌隊,重視黑板報、大字報等,針對群眾認為“大肚子不治,肚子未大的又要治”等抱怨,工作人員就重點講解腹水患者的治療過程;給群眾聽洋戲(留聲機)、看土電影(幻燈);在實物宣傳方面,將尾呦放在顯微鏡下給群眾看,讓群眾印象深刻,效果良好。比如,利用1954年鄧埠鎮夏秋兩次物資交流大會進行衛生展覽宣傳工作,在15天里,利用標本、實物、宣傳單等材料進行宣傳,觀眾達14500人次。在病房宣教方面,工作人員經常進行血吸蟲病預防教育,在病員中選出學習組長和代表,協助開展宣教工作。有些地區的群眾在宣教后,能夠采用初步簡易的預防方法如田里多用石灰滅螺、糞內用石灰滅卵,遷移距水源較近的廁所、糞桶等。截止到1956年7月,共有8.8萬多群眾受到教育。

  三是科學施策、合理規劃。余江血防領導機構因地制宜,1955年12月7日制定的《中共余江縣委關于防治消滅血吸蟲病計劃方案》提出,結合水利工程開新填舊,埋藏中間宿主釘螺,并用藥物滅螺;對于疫區采取有重點、逐步推進的辦法。1956年1月18日,血防五人小組通過《關于血吸蟲病防治工作規劃》,再次確認和細化上一年“69號文件”。1957年3月余江縣第二次血防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針對兩年內完成殲滅戰統一認識,提出“鞏固成績,復查疫情,反復戰斗,堅決消滅”的口號。9月的第三次血防專業會議,“基本解決了思想問題,解決了工作問題”。1958年1月18日,《1958年全縣防治工作計劃(草案)》制定出臺,要求鼓足干勁,提出“苦戰四十天”的口號,并對各項工作進行了細化、強化。

  在中央血防九人小組1958年2月評定余江“基本消滅血吸蟲病”已經成為全國“先進旗幟”的基礎上,4月1日,李俊九書記發出“乘勝追擊,苦戰三十天,全面徹底根除血吸蟲病”的總攻口號。1958年10月16日,毛澤東《七律二首·送瘟神》已經讓余江名揚全國,但余江五人小組居安思危,仍發出《關于鞏固我縣根除血吸蟲病成果的指示》,指出“稍一麻痹,瘟神又會鉆空子”。1959年2月13日制定《關于余江縣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兩年規劃》、1960年1月制定《關于1960年在血吸蟲病流行疫區開展除害滅病講衛生以進一步鞏固血防工作的計劃》、11月制定《余江縣血防鞏固公約》、1961年制定《關于血防工作若干問題制度的規定(草案)》等,將血防工作常態化,血防工作成為歷屆縣領導班子工作的重中之重。

  四是科學施治、尊重規律。釘螺是血吸蟲的唯一宿主,因此消滅釘螺就是消滅血吸蟲,同時配套相應的糞便、水源管理,及時救治病患。

  余江縣消滅釘螺的主要方式有填溝滅螺、茶枯和石灰滅螺。填溝滅螺就是挖新溝、填老溝,按照計劃將一區弓塘、藍田和二區馬崗、國營農場組成一片;其中馬崗鄉還提前達到了“又省又快又合乎滅螺標準的要求”。實際上,石灰還可以增產,公塘工業生產合作社社長就說:“全縣有近一千二百畝水田如果用石灰滅螺,一年可增糧食六七萬斤。”人民群眾還總結出了“開新填舊法”和“三光滅螺法”等方式。“開新填舊法”先后發動了民工兩萬多人做了209133個工作日,開新溝填舊溝376條,全長397里,填水塘363口,滅螺面積417351平方公尺。“三光滅螺法”即新舊溝兩岸光、塘畔田畔光、屋前屋后光,以村莊為中心,先易(小溝小塘)后難(大溝大塘),把一切積水塘、水坑、小溝填平,防止釘螺滋生。“開新填舊法”作為余江主要的滅螺方式,被事實證明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這種方法“不但徹底消滅了釘螺,而且調整了水系,改善了農田灌溉,擴大了耕地面積”。從1954年冬到1957年春,全縣疫區的釘螺基本已經消滅,1954—1958年總計消滅釘螺960.393平方米。

  余江縣采取了有效的糞便管理,要求每個生產合作社修建公共廁所一座,做一個集體牛欄和豬欄,將人畜糞便管理起來,禁止使用新糞肥田。截至1956年底,共計改良廁所311座,舊糞窖、貯糞窖139個,廢除不合理糞窖932個,建立集體廁所85個,貯糞窖210個,絕大多數搭棚加蓋密封。設立管理公約,選擇“五保”對象為管理員,負責定期清掃。

  余江縣還采取了有效的水源管理,要求沒有水井的村莊必須打一口水井,不要到有釘螺的水塘洗衣服、洗菜等。一定要使用流水溝渠的要分段使用,吃水、洗菜、洗衣、洗澡要自上而下劃分。池塘要分塘使用,按照吃水塘、洗澡塘、洗衣塘、洗馬桶塘、耕畜洗澡吃水等劃分,要插牌固定下來,有釘螺的塘要禁止使用或填死。截至1957年底,實現了疫村“村村有水井”,大家也形成自覺,不去疫溝摸魚洗澡。

  在治療病患方面,余江縣1956年完成治療1000人任務,血防站收治晚期病人,經濟困難者可以減免。治療方法上用銻劑治療的療程由29天縮短到20天,到1956年7月,收治病人1134人,用銻劑治療1081人,使用中醫治療53人,早期病人1060人,占收治數93.5%,晚期病人74人,占6.5%,半年未發生死亡事故。1957年全年治療病人844人,出院768人,其中中醫治療91人,死亡晚期病人1人。充分發揮中西醫結合力量,組織中西醫座談,搜集中醫中藥驗方,凡對病人有利的方法均可采取。聘請中醫師徐祖禮、饒青山進行中醫治療,有晚期病人21人,14人用消痦散,7人用九轉靈丹配合針灸治療,經過半月,大部分腹水消失,食欲增加。

  五是發動群眾,形成滅螺合力。充分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使血吸蟲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為加快滅螺速度,1956年2月28到3月9日,訓練疫區不脫產保健員63名。截止到1956年4月,發動了28個鄉,4個街及國營、更新農場計12870個民工,投入滅螺戰斗,動用97726個工作日,填平老溝,開挖新溝和修理部分舊溝全長236里,填塞水塘與牛車井200個,修整水塘63個,消滅釘螺13斤,擴大耕地面積1004畝,到1957年可增產糧食35萬多斤。

  一組組數據的背后是疫區和非疫區老百姓積極熱情的參與,黨、團員起到了先鋒模范帶頭作用。塘橋、洪湖、水北、新店等鄉民工,帶汽燈到工地上加班加點,兩天半完成五天任務。鄉與鄉、社與社開展熱烈的紅旗競賽,發動挑戰,如塘橋鄉發出挑戰書,提出兩天半內完成任務,鼓舞了其他十多個鄉民工的勞動熱情,大部分鄉都在兩天半內完成任務。為徹底消滅血吸蟲病,1957年底還需要填埋老溝17條,開新溝4條,填水塘16個,總計需要33800多個工作日。因此,全縣抽調2800名民工,其中弓塘鄉由新危、大塘、平定、馬荃等鄉支援;鄧埠鎮由管坊、潢溪、倪桂、馬崗等鄉支援。余江血防充分發動群眾,將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

  1958年5月27日,由全國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等多家單位組成的鑒定機關下發《根除血吸蟲病的鑒定書》,指出:“余江縣黨政領導在積極防治、采用綜合措施的方針指導下,發動了群眾,進行了反復斗爭,通過全面復查,證明該縣已根除了血吸蟲病。”

  二、“第一面紅旗”符號的形成及基本功能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因而我國的大眾傳媒是社會主義媒介,我們不但不否認自己的輿論導向作用,而且應當旗幟鮮明地把引導輿論作為一項基本任務。輿論導向的含義更寬泛,包含對社會認知、價值、態度和行動的全面引導。為此,輿論導向需要遵循一定的客觀條件和規律,需要來源實際、立足人民,實事求是地發揮社會主義媒體的正向作用,使之與現實正能量產生良好的二元互動。聯系本文主題,“第一面紅旗”符號的形成正凸顯了這點。

  (一)發軔階段破除畏難思想

  1958年5月27日,余江縣作為縣級單位率先根除血吸蟲病經過了權威機關確認,一個月后的6月30日,《人民日報》的文章《第一面紅旗——記江西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的經過》發表,文章認為余江縣“在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戰線上插上了第一面紅旗——首先根除了血吸蟲病,給祖國血吸蟲病科學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頁”。需注意的是,文章是《人民日報》記者與《江西日報》記者聯合實地調查采訪所撰寫,兩位記者的報道充滿向上的精神力量,希望早日將這一喜訊傳遞給全國人民,給如火如荼的血防事業鼓勁。

  該新聞報道的內容是完全客觀真實的,不存在刻意向受眾“隱瞞”或“篩選”信息的意圖。當然,這篇文章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關注想必也是兩位記者始料不及的。隔日,毛澤東在杭州看到報道后,欣然提筆撰寫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刊登于10月3日的《人民日報》,該詩作贊揚了余江血防偉大成就,余江血防由此享譽全國。毛澤東的“錦上添花”徹底“引爆”了該事件的輿論影響力,有學者就注意到了余江“第一面紅旗”是由高層領導人親自樹立的,具有“名人效應”。

  千百年來,中國的封建王朝“無奈小蟲何”,舊社會疫病造成家破人亡的悲慘景象難以名狀。毛澤東在詩作“后記”中也對血吸蟲的危害做了描述。中國共產黨能否帶領人民一舉消滅該病,不僅是為解除老百姓病痛所應承擔的國家責任,是對新生的人民政權能否“得人心”“服人心”的重要考驗,更是檢驗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試金石。消滅血吸蟲病,破除了一些人認為“血吸蟲病無法消除”的畏難思想,為老百姓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精神力量。由于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并且由于該詩作具有較高的文學成就而更為老百姓所傳頌,這又反過來讓余江“第一面紅旗”符號繼續深化。

  (二)形成階段塑造精神動力

  在隨后幾十年里,中央與省級主流媒體對余江“第一面紅旗”進行了持續不斷的長期跟蹤報道,筆者統計了1958—1980年之間一些主要媒體的相關報道。

  從中可以發現,僅《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兩大央媒的報道在22年間就接近20次,省級主流媒體《江西日報》更多。如果說毛澤東詩句的發表是“第一面紅旗”符號的發軔時期,那么在主流媒體多年的報道后,這一符號正式進入形成時期。老百姓一提到余江馬上就聯想起了血防及其“第一面紅旗”,此時在人們的頭腦中形成了余江等于血防“第一面紅旗”的印象。當然,印象的累積所形成的這一符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人民領袖和主流媒體繼續加強輿論導向的引領作用,強化其血防標桿的“刻印”,這就產生了兩個良性后果:

  第一,“第一面紅旗”符號的形成激勵了余江血防事業再接再厲,永當行業排頭兵。消滅血吸蟲病后,余江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出現了人畜興旺、欣欣向榮的新氣象。比如建頭村增加到21戶,54口人,形成初具規模的村子了。弓塘鄉張家村逃出去二十幾年的農民,也都搬回來了。人民的身體更加健康、體質顯著增強,如《體育報》報道的余江文體活動積極開展,實際上也是拿疫情結束后的余江與舊社會形成鮮明對比,客觀上也是一種“議題設置”。不僅如此,余江迎來了“第二面紅旗”——1959年以來,余江縣為部隊輸送合格兵員7498名,無一退兵,國防部授予“征兵工作先進單位”。藍田鄉張國棟,血吸蟲病治好后當上了空軍飛行員,1987年任空軍某師政委;2006年5月,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在余江舉行;2018年12月14日,余江縣血防紀念館正式升級為國家級中國血防紀念館;2018年12月14—15日,全國地方病防治專項三年攻堅行動現場會在余江召開。我們或可說,血防已經融入余江的生活細胞,在各個方面形塑了余江的社會經濟和諧發展,“余江地域政治成功地打上了深深的‘血防’烙印”。筆者在余江調研的一個多月里,對上述情愫深有感觸,余江血防工作60余年不倒,60多年如一日地查螺滅螺,做好記錄,這些血防人日常點滴的工作又何嘗不是全國血防人的縮影!

  第二,“第一面紅旗”符號的樹立也鼓舞了各地血防工作。有學者指出:“我在舊社會從事醫學工作十六年,沒有聽說過,更沒有看到哪里消除了血吸蟲病,在資本主義國家文獻里也沒有血吸蟲病可以消滅這一條。”給余江縣根除血吸蟲病作出專家鑒定的孫振中教授認為,余江縣的壯舉一方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技術一旦為群眾所掌握,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1958年5月25—28日,余江鄧埠鎮召開了慶祝大會,120多名代表與會,他們看到余江由疫區變成人壽年豐的新氣象,因而充分認識到,血吸蟲病可防可治,還可徹底消滅,體會到了黨中央提出的積極防治方針是正確的,“破除了懷疑和保守思想,堅定了消滅血吸蟲病的信心和斗志”。大家紛紛提出:“學余江、趕余江、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消滅血吸蟲病。”玉山縣代表提出:“在今年國慶節前達到基本消滅,后三個月進行掃尾,爭取根除血吸蟲病的第二個縣。”南昌專區代表也提出:“回去后要在所屬疫區開展突擊運動,首先全部治完南昌、新建等縣已查出來的病人,在今后幾個月內一定做出成績來。”已經基本消滅血吸蟲病的上猶縣、婺源、浮梁、奉新等地代表,也都表達了要在最短時期內再加一把勁,趕上余江縣的決心。余江也鼓舞了全國其他疫區的防治工作,余江人“戰天斗地、敢為人先、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血防精神,激勵著大家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不斷推進血防進程。目前全國共有血吸蟲病監測點453個,1985年廣東和上海、1987年福建、1995年浙江達到了血吸蟲病消除標準,2017年四川達到了阻斷標準。目前,全國的血防工作者正為實現《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所提出的,到2030年全國所有流行縣達到消除血吸蟲病標準而不懈努力。

  三、“第一面紅旗”符號的新時代意義

  “第一面紅旗”符號在幾十年形成過程中,逐漸發展了原有內涵,時代更賦予其新的意義,具體表現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第一面紅旗”符號代表的血防精神,從最初余江“戰天斗地,敢為人先,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衍化為2018年經過專家研討、廣泛征集和篩選提煉,最終凝練出的“群策群力,科學防治,甘于奉獻,誓送‘瘟神’”的我國新時代血防精神。這一精神從根本上展現了在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驚天偉業;“中國人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也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在新時代所談的廣義上的血防文化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人民在血吸蟲病防治歷程中創造并形成的獨特風氣、社會意識乃至物質文化等總和,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廣大血防工作者所共同創造、發展和積淀起來的精神文化的進一步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站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歷史起點上,更加需要發揮血防精神體現出來的“改造社會”的內涵,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第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第一面紅旗”符號所代表的血防精神已經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等時期形成的一系列精神譜系之一,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人,中國人民的精神就由被動轉向主動。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形成的“兩彈一星”精神、大慶精神、北大荒精神、墾荒精神、西遷精神、焦裕祿精神、鐵人精神、大寨精神、紅旗渠精神、雷鋒精神等;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特區精神、載人航天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抗擊非典精神、偉大抗疫精神等,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在實踐中形成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動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了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在新的歷史時期,血防精神也必將與其他精神一道,繼續照耀我國為全面根除血吸蟲病而不懈奮斗、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精神動力。

  第三,“第一面紅旗”符號在發展中已經遠遠突破了其原始概念和意義,成為提升國家認同和凝聚力的象征和載體,充分彰顯和鼓舞人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血防精神所彰顯的全國一盤棋、一條心,“戰天斗地”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形成了強大凝聚力,不斷促進人民群眾增強對黨和國家的政治認同、制度認同和文化認同。

  第四,“第一面紅旗”符號逐漸溢出了血防邊界,為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精神資源。60年前,面對“千村薜荔”的慘狀,我們黨帶領中國人民送走了瘟神,事實證明,瘟疫是可以戰勝的。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消滅血吸蟲病的歷程也印證了沒有共產黨就不可能戰勝疫情,余江血防“第一面紅旗”也不可能樹立起來。

  余江血防“第一面紅旗”符號的形成與發展告訴我們,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尊重科學規律、實施科學舉措,發揮群眾積極性、主動性,“瘟神”是可以送走的。血防精神也進入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積淀著崇高神圣的初心使命,積蓄著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應從中汲取豐富的營養和力量,激發繼續前進的不竭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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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寒江雪 更新時間:2021-11-16 00:03:19 關鍵字:歷史  理論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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